与显性债务相比，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具有“不确定性”与“或有性”，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风险隐患。对我国地方政府负债融资行为展开科学管理，化解隐性债务风险成为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需要对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机理与风险识别展开分析，从而对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进行科学防控与有效化解。

具体的，本书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规模估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机理分析，基于“安全线”和“效率线”视角下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事中控制”研究，以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事前防范”研究这四个层面展开：第一，从投资需求端、融资供给端以及融资主体的角度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概念和形式进行介绍，并对三种视角下的关系进行了总结。通过分析三种视角的优缺点，选取投资需求端这一统计口径对我国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进行计算。第二，借鉴Ramsey以及世代交叠模型，并引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这一新的变量，构建了“家庭—企业—政府”三部门模型。通过模型进行求解，得出转移支付以及经济增长分别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的作用机理。第三，构建计量模型，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形成机理展开实证分析，并求解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目标下的最优转移支付力度，此时对应“安全线”下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从投入产出效率视角出发，建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事中控制”与地方政府负债投融资效率之间的联系，并对地方政府投融资效率达到最优值时的拐点进行求解，该拐点值即对应“效率线”下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第四，运用KMV模型对我国各省份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违约风险进行了预测，从“宏观”的角度建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事前防范的监督体系。同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之间的奖惩契约，从“微观”的角度建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风险事前防范”机制。

本书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四点：第一，转移支付与经济增长共同影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且该影响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投入产出效率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存在使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投入产出效率达到最大时的债务平衡点；第三，我国各省份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违约风险不尽相同，整体违约风险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第四，存在使融资平台期望效用达到最大时的最优努力水平，以及使地方政府期望效用达到最大时的最优奖惩契约参数，从而实现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的合作共赢。根据此，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建议：第一，建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安全线”下的转移支付体系；第二，确定地方政府负债投融资“效率线”下的最优债务规模；第三，关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违约率，构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预警宏观防范体系；第四，设置合理的“地方政府一融资平台”奖惩契约参数，构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微观防范体系。